講者/戴伯芬教授
文/鍾錦慧
 

圖/戴老師講座現場（鍾錦慧攝）
 
「我不是神隱少女，我是無臉男，我覺得我就算飄來飄去，也不大有人會理我，可能是因為我有很深層的自卑感，覺得我不屬於這裡。」
 
戴伯芬老師在新書發表會上，回顧了過去的生命歷程，儘管在高中和大學時皆就讀人人稱羨的名校，但是在她內心深處，卻總是有股深沈的壓抑告訴她，她並不是表面上看起來那樣優秀。她從沒當過班長，也不曾作為模範生，卻頂多只當過服務股長而已，在老師的心中，她好像不屬於那些名校。漸漸的，她在求學的過程中迷失了自我，卻也拼命地從迷茫的學生生涯中探索自我。一直到大學二、三年級時，才透過參與台大城鄉所舉辦在蘭嶼的活動，慢慢找到自己，更開啟了後續一連串參與社會運動的經歷。
 
「社會學給了我視野和勇氣，讓我發現到社會學真的可以改變社會。」
 
曾念了三個學院、四個不同的系所，橫跨了不同領域的戴老師說，她最喜歡的，還是社會學。社會學作為反叛的科學，帶給戴老師大量的養分，老師認為社會學不只提供了知識上的養分，透過付諸實行更有機會得以讓理念被實現。從野百合運動開始，她便秉持著守護台灣教育的精神，持續在這條路上努力著。她曾經參與過蘭嶼反核、大理街社區運動，組織過教師工會、嘗試跳脫普通大學老師的視野，希望社會能正視不同場域下大學教師們所面臨到的困境。
 
「教師的轉換成本其實比你我想像還要來得高，所以很多老師都不敢離開啊！」
 
戴老師於書中所描述的台灣高等教育現象，除了學術市場緊縮之外，也深入瞭解教師的降黜留任、兩岸學術移工、離職教師如何發展職涯等議題，最後更以反身性思考，回應了大學教師職涯轉換的現象。
 
      在兩岸學術移工的探討中，她提及了政府不願意正視那些被迫離開台灣，前進中國發展的年輕教師。
 
這些教師之所以離開台灣，多半是因為在國內沒有實踐高等教育的機會，只好前往中國教書。但是選擇待在中國發展的他們，除了得面臨短聘制、思想規訓、入籍困難等狀況之外，薪資也普遍低於台灣教師。儘管這對於老師們而言是很大的賭注，囿於現有高教生態，他們卻別無選擇。當然，也有不少老師在前往中國教書後，還是會選擇回臺工作，原因則多半來自與學術環境的熟習、子女的成長、父母陪伴等考量。
 
在離職教師的訪談經驗中，戴老師發現不少高等教師在離開校園後的二度就業過程中往往會遭遇碰壁，原因不乏來自年紀大、缺乏實務經驗所導致；儘管這些教師出去創業，也很容易因為實務與管理經驗不足，使得他們面臨資金、人力、經營等問題。總體而言，教師的轉換成本高，職涯流動更是相當不易。教育勞動的不穩定除了影響到教師本身之外，也會連帶影響到學生，師資結構一但不斷改變，學生們便是其中的受害者，他們將會感受到課程結構變化，教學品質也可能因而變差，甚至得面臨明天過後系所就被整併的危機。
 
「學術是志業，所以在這條路上仍然持續努力著。」
 
除了希望透過教學上的實踐，讓學生們體驗良好的教學品質之外，戴老師也以研究做為志業，鼓勵面臨職涯危機或是離職返家的教師，可以嘗試透過重新探索人生目標，或是在學術上提出批判與創新來回應職涯危機。儘管這條路漫漫，但她仍然在做研究的路上，持續努力著。未來，戴老師將會朝著高教緊縮下的弱勢學生、校園性別權力關係等面向做更深入的探討，持續為台灣高教環境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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